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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61]周汉华：《体制转轨时期的监管机构与法治原则》，《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30] 区域合作协议是否具有拘束可能性的关键，就在于它被违反时如何追究责任。[36]参见注[1]，第78-89页。
违反区域合作协议的直接行为人，不见得是负有义务的缔约主体或代表，而可能是缔约主体的所属机关或公务员。[55]借助这一思路，缔约主体在缔结区域合作协议后，应当在各自的行政立法中对区域合作协议的地位加以规定，或根据区域合作协议制定、修改规章，并推动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承诺对谁有约束力？当然是对作这种承诺的人有约束力。[37]同注[20]，第157-158页。（四）实现拘束的动力机制 人民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公众参与是区域合作协议实现拘束的动力机制。
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2]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4、66-67页。因此，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首先应建立民主和科学的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
在一线具体从事案件办理的法官检察官的人数，与当地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案件数量、案件的复杂难易程度，以及经费装备、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交通环境条件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若生硬地划定比例，会使法官检察官人数与实际需求不相协调，则可能无助于提高案件办理水平和效率，但若无指导性的比例要求，又会因各地落实情况的差异，导致改革推进的脱序。制度是共识的固化，制度改革则是重新凝聚共识的过程;体制是关系的制度化，体制改革就需要梳理或重建关系。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须知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裁判虽然是合法公正的，但是因为案件公开不及时、不主动、不充分，造成公众质疑和社会误解，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舆论裹挟司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一些正在审理的案件经由媒体报道传播甚至恶意炒作，迅速成为社会焦点，舆论审判暗流涌动，给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造成巨大的压力，未尝不会对公正裁判形成干扰。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一是防止干预司法记录问责机制还未建立，法官办案若受到无形的干预和压力而不得不做出违法裁判的，日后追查责任，因有实据可查而受到问责的恐怕只会是法官，而如果法官坚持按照法律规定和良知做出裁判，又难免遭到打击报复;二是在案多人少、法官疲于审案的情形下，法官自己对办案质量也不是都信心满满;三是法官职业保障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法官的职级呈现双轨制的格局，一类是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从副国级到副科级的行政级别序列，另一类是2001年《法官法》修改后实行的从首席大法官到五级法官的十二级法官等级序列。当然，出于审查候选人职业操守和业务能力的便利性和专业性考虑，遴选委员会成员应当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职业人员占绝大多数，而组织人事部门和社会人士代表只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和品行考察。
其次，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与人大制度的冲突问题。对照中国政治现实可知，执政党和人大是不受这一条文规制的，人大的监督和党的领导都不属于干涉：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而党对司法的领导则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隐含的，是中国政治的规范命题。这一改革思路是值得推敲的，行政机关选人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这种机制是否符合人大制度?因人民监督员与人民陪审员在性质和职责等方面的不同，可考虑人民监督员由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选任和管理，建立人民监督员库，由人大常委会随机抽选监督员监督相关案件的查办，使人大与公民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并行，同时，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培训、考核、奖惩和补助保障等工作也要与检察机关脱钩。《决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是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但这项调整是否意味着形成人民陪审员负责事实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分工格局，还是法官均参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审理和裁决，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研究。
《决定》要求党委要定期听取政法机关工作汇报，做促进公正司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表率，政法机关党组织也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保障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中提及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又次，在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的基础上，严格落实随机抽选陪审员的方式，杜绝一些法院出现的陪审员成为驻庭陪审、编外法官的状况，实行陪审员在诉讼当事人的见证下，从陪审员库随机抽选的方式，排除人为因素干扰陪审公正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决定》提出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举措。
从实践上看，法院、检察院对同级人大负责的形式主要是报告工作，同级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形式主要就是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县级以上人大还有权罢免同级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检察院据此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
显然，这些修改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规范了行政诉讼的程序，确保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具有进步意义。然而，1982年施行的现行《宪法》则完全没有确认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立法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若按此标准，那么对干预司法行为实施追责的这根红线的确放得很低，无疑对公务人员形成了威慑，但要使这一机制真正起到效果，对干预、插手和其他严重后果、司法活动、案件处理的具体含义便须在机制运行前就进行精准的界定，以免使规范的执行者和遵守者都感到彷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完整地提出了司法体制的概念，专项阐述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改革的任务是建立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十七大又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新命题;十八大则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改革目标。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均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建立或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安排，意欲使司法权力严格依法运行，首先做到自己不侵害人权，又确保其他国家权力依法行使，防范和制裁其他国家权力恣意专横侵犯人权的情形。这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一项新的权力制约制度设计，可从立法建立检察机关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入手，从而遏制行政乱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明确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严密完整的审查体系，可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使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减损公民法人权利、增加公民法人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游离于司法监督之外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途径日趋多样、方式日趋便捷，舆论对司法机关的影响也在发生改变。且不论组织法和人大常委会有无权力在没有宪法依据的情况下授予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解释法律的职权，单看现实，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制发的司法解释并不单单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多是针对某一类案件或事项，往往针对法律中的一个条款就制定数十条解释，这些解释条文具有普遍规范性，全国司法机关必须执行且可以反复适用，那么这种解释行为就具备了立法性质，这就不得不让人们对司法解释的合宪合法性产生质疑。
首先，人民监督员制度是2003年由最高检察院报请中央批准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实施的，监督员履职的依据主要是最高检察院的规定规范，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亟须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基础;第二，目前人民监督员是由检察机关商请其他单位、组织推荐，检察机关考察后确认产生，再由检察机关邀请参与监督案件查办，存在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怪圈，需要对这种选任方式加以改革。应当调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范围，细化陪审适用条件，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员在涉及公众利益案件中的参审比例，对于知识产权、医疗事故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还可建立专家陪审机制。
但从1997年司法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后的实践情形来看，改革的总体方案系由中央政法委或各类领导小组制发，甚至作为改革对象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也会自行制发改革纲要、改革实施意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多处于事后为改革举措背书的尴尬境地，这种做法极大地贬损了人大和宪法法律的权威。首先，科学确定法官检察官的名额和比例。但是，在实施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省以下地方人大与同级法院、检察院之间是否还有负责和监督的关系，还是本级人大与省级人大共同监督负责?法院、检察院是否还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如果人大对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如不满意，能否启用监督法所规定的一切监督手段，或罢免省管的院长和检察长?如果人大失去了对法院、检察院的实质监督权，会否导致人大权威的式微?显然，理顺这些关系还看到清晰的规划，统一管理倘若没有基于宪制高度的慎重考量、系统设计就一刀切，则很可能造成国家机关运行脱节、前后失序的危险，因此必须严肃对待。根据相关方案，拟由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工作，再由检察机关随机抽选人民监督员监督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工作。
首先，司法解释的合宪合法性问题。《决定》提出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的改革举措，又强调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国外合理做法，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那么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改革可能比此前的员额制改革更进一步，将司法行政事务管理从法院、检察院剥离出来，移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使法院、检察院专注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四、结论 改革不是自我否弃，而是运用合理方式和手段的自我精进。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至少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理清思路。
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划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格局，五个方面是相互连接，缺一不可的，这符合实现法治的学理逻辑和现实路径，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真实反映。按照现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派出法庭只有基层法院可以设立，最高法院组织架构是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那么，巡回法庭是否属于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巡回法庭审理地方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审级属于最高法院一级，在未经法律确认的大行政区范围内审理案件，法律依据是否充足?另外，关于巡回法庭的组织，是从最高法院各审判庭抽调法官轮流到各巡回法庭审案，还是在各大区就地遴选法官建立巡回法庭，赋予其最高法院的审判职权?巡回法庭是否巡回，是固定驻在特定地方，还是定期轮换驻地?设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机制建构，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
另外，新招录的初任法官、检察官，以及各级法院、检察院招录的法官助理符合法官和检察官条件的，经过法定选任程序，都一律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任职，而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中经过一定年限职业训练的优秀法官检察官经过遴选又上升至上一级法院、检察院工作，那么这种模式会否导致承担最重办案压力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没有优秀人才、留不住优秀人才，单纯成为初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实习基地，进而影响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办案质量?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人才结构合理调配的问题，应当是设计运行法官、检察官的逐级遴选机制所必须考虑的，否则将顾此失彼。应当说，《决定》呈现出执政党面对现实的态度、通盘改革的思路和破解问题的决心，是值得肯定的。面对多重关系的司法体制改革是类似田忌赛马式的博弈，唯有去除封闭神秘，以法治方式凝聚共识、落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结果才会是正和。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将监督的重点放在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上。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时常单独或联合制定法律解释，内容关乎在审判或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称为司法解释，总数已达3000多件。
按照《决定》的表述，应受记录、通报和追责的行为是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再结合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表述来理解，可知所有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行为都应受到记录和通报，但责任追究则分类处理：一旦干预司法机关办案，就应予以处分，采行为犯标准;造成冤假错案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结果犯标准。置于人大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下，司法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必须处理的一系列关系和问题。
执政党决心斩断本党党员干部干预司法的黑手，这当然值得肯定，但这一机制的构建和实施似乎还面临着不少需要厘定的问题。因此，应尊重司法规律和人性特质，尽快完善司法人员的履职保护机制、职务序列和薪资制度，构建司法人员尽责履职的保护伞和加油站，那么司法人员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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